近期本报一版刊发了消息《规范学术端正学风刻不容缓》，深度报道版“规范学术端正学风”栏目刊登了《学术的天空需要净化》。日前，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专门约请本报记者，就相关问题谈了他的见解。

    记者：高校出现的作假、抄袭、剽窃等反映出学者学术不端的负面新闻，让人对于大学的严肃公正产生了怀疑。您对此类事件怎么看？

    瞿振元：知识产权和学术自由一直是高校科研中容易出现热议和异议的节点。现在学界批判最多和最易引起人们公愤的就是明显的学风不端，经常暴露出来的就是抄袭、剽窃、作假等问题，此类事件明火执仗，公然触犯法律，与社会上的假新闻一样让人愤怒和痛恨。但是还有一类学风不端表现出来的不是学术造假等恶性事件，而是治学过程中的不认真、不严肃和不扎实，这类事件所带来和引发的不良影响也同样会引起社会的公愤。

    记者：这种学术不端的做法有什么样的表现？

    瞿振元：比如对于在成果中不适当、不恰当地大段引文，当事者却视而不见。引用名人或领导人的话似乎越多越好，大家争相跟风，结果把成果弄得像语录一样，不仅暴露了学识上的肤浅，也会损害自己的成果。其实，学术共同体有其共同的行为规则，引文的严格规范是其中最基础的一条。过去我们的认识比较模糊，缺乏对学术界共同行为规则的教育。而现在，对于这种学术界最起码应该遵循的规则，违背了还以“不了解或没在意”为托词，这一方面反映了相关教育的严重缺失，另一方面也是利益作祟、故意而为的结果。应该说，所有问题的发生都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，如评职称、争项目、学位答辩等，没有真本事还要获得利益就得去作假。有些当事人侥幸取得不当利益时不但自己欣欣然，而且还诱使他人争相仿效，不免让人感到不平和痛恨。这不单是品德的偏移，也是我们制度设计的偏移所造成的，应当全面检讨。

    记者：现在出现的问题，以及以前一些个案的处理结果，似乎很难有让当事人痛悔终生的效果，这也成为众人讨伐和不满的理由。

    瞿振元：这其中也涉及到行政权、学术权与利益三者之间的联系。有时候，作假不仅是个人的行为，而是利益集团公开挥舞的利器，他们动用手中的行政权力进行学术组装，乃至学术伪装，骗取荣誉和经费，这更可怕，更反映了利益驱动下我们制度建设的不完善。如果说有的个人作假是由于无知，而这种集体行为就是为了利益铤而走险。

    记者：对于学术不端问题，人们议论了很多，提出了不少建议。但是我们至今对于这样的事仍然没有一个积极彻底的解决办法，为什么？怎么办？

    瞿振元：不论是对无知的人，还是对故意违背道德或法律底线的人首先要进行的是诚信教育。诚信是学术的生命，如果谁违反了，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事实上，在国外，学者一旦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就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终止。对韩国首尔大学黄禹锡，大家都很熟悉，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造假使得他名声扫地，而此前他曾经被捧为韩国的民族英雄。我到过他出事后的实验室，他们在克隆狗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有目共睹的。在事件发生后，他也离开了这个实验室，但即便这样，所有出自这个实验室的成果或发表的学术文章，外界要求他们必须接受原始数据的审核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造过假！就是因为他们丢失了诚信！我们应当引以为戒。

    记者：透过这些事件，我们应当反思什么？

    瞿振元：的确，我们可以强化学术成果审核的技术手段，如查新、查重等，对于论文的真伪作出判断。但作为一个大学的管理者，我还想说的是，大学的管理者在学术问题上要更加谨慎，更加自律。大学管理者的主要工作是学校管理。即使学术水平很高的学者，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管理工作的繁忙，不可避免地对于专深学问知道得越来越少，甚至越来越远离学术，所以在学术圈说话就要格外小心。有大学行政职位的人从事学术工作更要强调严格的自律，因为这不仅关系个人的声誉，更关系学校的声誉。大学校长要延续学术生命，不仅要处理好管理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关系，更要在学风建设上做好表率。不可否认，不少学界中人之所以要做行政领导人，是因为担任行政职务有利于个人学术权力的整合，说白了就是因为公共资源的配置是由行政解决和重组的，这与社会管理如出一辙，但对于这种问题的监管又很难。因此，我们应当有更好的制度设计，不恰当的制度设计，会逼良为娼。

    记者：对于学术不端的人该不该惩罚?怎么惩罚?

    瞿振元：当学术不端的成本不高，所得利益大于获罪，就会有人冒险一拼。如果像国外那样实行因医疗事故而吊销医生执照等类似的制裁，学者们还会拿自己的学术生命开玩笑吗？肯定不敢。